“五一年剿匪,我们一个派出所副所长,被土匪捉去,砍了头挂在城门上,挂了三天。”
“六几年追逃犯,我那个兄弟赵大虎,你看他,”他指了指轮椅上的赵大虎,“两条腿,就是那时候没的。”
“八几年严打,我们局里两个年轻民警,追一个杀人犯追到山里,跟人搏斗,一个被捅了七刀,一个摔下悬崖,两个都没回来。”
他说着,声音渐渐低了,像是沉进了回忆里。
满屋的老人都跟着红了眼。
张秉南那个一辈子解剖了几百具尸体、见惯了生死从来没掉过泪的老法医,此刻也掏出洗得发亮的布巾,擦了擦昏花的老眼。
他开口声音哑得厉害:“我干了一辈子法医,给多少死者讨过公道。我就是怕,以后春奉再也没人敢给老百姓讨公道了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,可这句话像一块石头,沉沉地压在每个人心上。
张秉南退休之后,返聘在局里带了三年年轻人,后来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才回家。
他带出来的两个徒弟,现在都是局里的技术骨干,可他知道,技术骨干和技术骨干不一样。
有人的技术是拿来办事的,有人的技术是拿来混饭的。
他不敢想,如果有一天,法医的鉴定报告也要看人下菜碟,那春奉的老百姓还能信谁。
李满仓把茶缸往桌上一墩,“咚”的一声,茶缸里的水溅出来几滴,落在桌上,他也不擦。
“老张说得对。我当了一辈子派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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